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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快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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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快不够用了

文丨互联网指北,作者丨灶王爷,编辑丨蒲凡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有关“神童”的故事屡见不鲜。早慧的神童们总是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潜质,在吊打同龄人的同时,也不断为成年人世界输出一些只可意会的“启示”。

比如西晋的王戎,在七岁时就有远超其他孩子的洞察力。

他和一群孩子看见树边有一株李子树,李子压弯了枝条,那些孩子争先恐后去摘,王戎却料定李子苦,要不然没法解释长在路边居然还没人摘。

其他孩子一尝果然如此,围观的成年人们啧啧称奇并且有所感悟。

另一位著名神童孔融的成名路子也大致相同,他善于观察、胆识过人、处变不惊,“让梨”之名誉满天下,甚至还把这种神童基因遗传给了下一代。

当时孔融被曹操所擒,意欲问罪,而当时他的两个儿子不过才八九岁,于是孔融向使者为两个儿子求情,请求放幼子生路。但两个孩子却料定一定会被株连,淡然地说出了今天被无数热搜所引用的名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更常见的模板是像钟会一样对答如流、人小鬼大。

魏文帝曹叡听说钟会、钟毓兄弟机敏过人,决定召见二人。钟毓汗如雨下,钟会却一点汗都没有,曹叡想逗逗他俩问到为何一个出汗一个不出,钟毓对答:“战战惶惶, 汗出如浆。”钟会马上答道:“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却都巧用了“惊惶”的托词。

然而并不是每个“神童”都能成为故事。或者更准地却说:那些成为了“故事”的“神童”,往往并不是因为“神”或者“童”——

上面提到的王戎、孔融、钟会皆来自于世族大家,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定义的时代里他们的是既得利益者,是成年后注定在史书留名的人,出身决定了他们有能力让自己幼年故事流传下去。换言之,这些故事大概率是由结果向原因的逆推。

并且这个规律在之后的1800年里似乎也没有太大改观。在新时代的神童故事里,人们同样有意无意地剔除了故事里的“特权色彩”、“环境因素”和“基因因素”,试图将其进行“模板式”的改造,像教材一样无差别地出现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记忆里。

投机:神童绕不过的轮回

最近一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神童”,是研究“抗癌项目”荣获全国大奖的小学生陈灵石。

在媒体报道里,就读于昆明市盘龙区盘龙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陈灵石,凭借着其研究项目的《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在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三等奖,还在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获一等奖。

就算你对生物学、医学一窍不通,也很容易发现里面的吊诡之处:对于小学生来说,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体量严重超纲——这也是绝大部分网友的直观感受,并且除了内容超纲,人们还通过各种信息检索发现了不少可疑之处,比如陈灵石的父母供职于中科院昆明动物,职位是研究员,而他获奖的项目,与他父母研究项目中的一个分支高度重合。

再加上“获得全国性奖项能够在升学考试中获得加分”等相关政策的存在,舆论很快也为陈灵石小朋友定了性:

他是一个出于“投机”目的的人造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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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灵石的实验记录本)

当然从有限的公开资料来看,很难说这样的“定性”到底对不对,毕竟无数热搜先例告诉我们:反转几乎是所有社交网络时代热点的必然环节。

但这并不妨碍事件本身作为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历史上“投机”的确是“神童故事”的最主要成因,没有之一,就连“曹冲称象”这样登场教材的故事也不例外。

在我们最熟悉的故事版本里,曹冲巧妙地运用了浮力原理计算出了大象的重量,曹操因此欣喜地发现其“有若成人之智”,决心悉心培养。包括其夭亡后曹操悲痛地表白,则进一步实锤了曹冲的“神童色彩”——“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这就是明摆着说“要不是他死了,继承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们”。

但据国学大师陈寅恪、季羡林的考证,“曹冲称象”更像是一个标准的“神童营销”,帮助曹操名正言顺地提携宠爱的小儿子进入仕途,并且给出了三个理由:

1.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正经历着“小冰期”,全国范围内气候寒冷,被记载赠送大象的东吴在当时并不适合大象生存;

2.“称象故事”存在于在西汉年间传入中国的佛教经书当中,由《杂宝藏经》记载;

3.东汉人才选拔奉行“察举制”,即对于人才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出身”也不是“才干”,而是“让人们知道你很有才干”,从而“闻达于诸侯”,有机会被官员发现“举孝廉入仕”。

孔融的事迹更加典型。

你不仅能在史书里读到他小时候在大庭广众中的高谈漫议,读到他在家宴当中的一举一动,甚至还能读到史官对于围观者情绪绘声绘色地描写,比如孔融用“君必小时了了者”来反驳“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的时候,围观者们“惊叹不已”。

套用现在的营销理论来看,这显然是极富有针对性的记录方式:

人们并没有费太多笔墨去描写孔融的学术成就有多高、知识储备有多厚,而是选择了最容易被老百姓们理解的素材去完成“走量传播”——“让梨”对应着孔融的品德、“嘴炮回怼”对应着孔融的机敏——再加上“小娃娃”的设定,这样“声名显赫”的神童都不能顺利出将入相,乡亲们都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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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寻常人家的孩子,恐怕发现牛顿第一定律也不一定有人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民间认为“神童”是个不错的捷径,官方层面也看到了“神童”符号上的独到之处。历史上为了显示自己政绩斐然、知人善任,不少皇帝举办过“特招”考试,专门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神童”。

以唐代为例,大唐官方曾设置过“童子举”,可以理解成曾经风靡一时的少年班招生,考上了以后就能平步青云,应试者不能多于十岁。

只是考核的内容比较死板,局限于背诵一经或者两小经——或许皇帝的本意是能理解“经”,从而判断出神童是否早慧,但对于老百姓们来说“结果上的成功”更富有现实意义——既然硬性标准是会背,那就得下点功夫在“背”上。

于是童子举的先河一开,各地家长闻风而动,从孩子三四岁就开始培养“背诵神童”,最终导致“神童”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分辨真伪,几代皇帝都不堪其扰,在最后宋理宗时期童子举终于被废除了,颇有些乾隆皇帝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以至于上行下效导致科举场上出现孙子扛旗老爷子颤颤巍巍提笔等奇观的影子。

不得不说也颇有“历史轮回”的色彩在里面:原本想要挖掘儿童的闪光点,却让更善于“投制度所好”的家庭钻了空子,一千多年过去了,你很难从背诵神童和陈灵石两者身上看到本质的区别。

毕竟陈灵石虽然不一定是死板地背诵论文,但对于一门需要线性积累才能出成果的学科来说,小学文化的他即使能够发声,大概率也是背大于懂的。

发财:量产神童的最佳理由

“人造神童”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发财。它虽然没有“投机”那样历史源远流长,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浪潮下催生的产物,但却比“投机”来得更加残酷,理由也很简单:

后者还能最终受益到“神童”本人,前者则更像是产业生态——神童是必要因素,但不一定能够截流价值

岑怡诺的例子就十分典型。在网上流传的一张位于书扉页的个人简介里,岑怡诺被描述为14岁就出过3本书,一天能写2000首诗,创建了三个品牌的“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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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截止到这里,“新神童”岑怡诺的出现都是无伤大雅的。毕竟稍微逻辑清晰、具备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不对劲,比如按一天2000首诗计算,就算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写作,也需要以90秒/首的速度完成,这实在不是作为碳基生物的人类所能完成的量。

况且“神童”毕竟是“神”,如同民间传说里朱元璋一定长着一张“龙脸”,诸葛亮颇具智慧的妻子黄月英一定相貌丑陋,老百姓们也不是不能接受所谓的“神童”干出一些超越常理的事情。

但问题是岑怡诺的团队通过对岑怡诺的包装,向人们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岑怡诺”是可以被复制的,并且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方案,帮你完成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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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岑怡诺,你将魅力四射!”)

这显然直接跳出了“神童”的“神迹感”,更接近标准意义上的商业模型:定位了精准受众(期待望子成龙的家长)、铺设了成长路径(成为也能出书写诗的神童)、有可操作的解决方案(5000元左右的课程)。

而一旦商业化、模型化,神童岑怡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神童是不是“岑怡诺”并不重要——人们需要的只是“岑怡诺”来完成执行的一环,在那之后她的是否存在对于从业者和消费者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毕竟这年头,谁还不懂个“广告仅供参考”。

当然岑怡诺的“精神前辈”姬剑晶就更加典型了,他曾经登上过安徽电视台的《我是演说家》,是有官方媒体背书的神童,根正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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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之所以被人们频繁提起,成为“神童经济”的代表性人物,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他将自己臭名昭著的老师、“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商业模式成功复制到了自己的身上,并且在自己更好的执行力下规避了原有商业模式中可能带来风险的部分。

比如陈安之的基本模式是将欧美的“企业管理”、“自我管理”方面的著作,通过大白话式地解构包装成成功学,并配以演讲技巧进行加强,本质上充分利用了产业端与消费者端的信息不对称。而在信息来源异常丰富的自媒体时代,这个信息差虽然也能够产生,但必要要求陈安之的团队进行更高的投入、更严密的筛选。

以至于兵败如山倒,陈安之还没来得及加大投入,质疑就纷至沓来。甚至连持有“精神疾病鉴定证书”、“恃证放狂”、“以表情包出圈”的“圣祖雄鹰高飞”都自认为高明于陈安之,多次在微博、朋友圈等个人私域疯狂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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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将话题延伸进“投资”、“金融”这些拥有一定专业门槛的领域里,这让他立足于不败之地:如果听不懂,说明你专业积累不够;如果赔了,那是商业的本质,“金融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岑怡诺,现在姬剑晶又有了新的传承人。

从目前公开的视频资料来看,已经出现了一名与岑怡诺的演讲风格极其相似的8岁小男孩,这名小男孩也依葫芦画瓢,被姬剑晶包装为:

“中国最小的演说家”

“中国少儿创业联盟和少儿公益事业的创始人”

“6岁时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上台10分钟,业绩成交金额数万元”。

想象一个8岁男童站在台上用古怪的语气拖长声问好,慷慨激昂地问大家想不想多赚钱,想必旁观者都会有极其复杂的观感和疑问。

“得有多功利的父母,才会让孩子走这条路?”

神童并不是传说

什么是神童?这个标准其实很难具体化。但如果粗浅地理解为智商高、会考试、能够早早地适应社会规则出人头地,这样的神童从来不是传说。即使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78级第一期少年班学生,谢彦波跳过了整个中学阶段,由小学直接进入了少年班,11岁读大学,18岁读博,之后回国做了物理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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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彦波)

河南的何碧玉年仅14岁就参加河南省高等学校,以标准分750分的成绩一举夺得河南省高考理工科“状元”,被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生物科学专业录取,只是受年代所限,知道她的人也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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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碧玉)

他们是神童,智商超群,年纪轻轻就上顶尖大学,相比起动辄掌控数百亿资产的少年企业家,他们也是理论上对普通人更有借鉴意义的典型。

但为什么他们反而没人关注?

答案或许是:这些真正的神童毫无神秘感,他们也遵从勤奋、刻骨这些浅显的道理,也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到达更高的成就,没有太多读书、做题之外的神秘套路去实现“考上少年班”这个目标。

并且他们是有真的有专业壁垒,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写诗”、“投资”、“创业”的概念远比“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生物科学与技术”这些名词更加清晰,扉页简介、会议排场也远比期刊论文更具有可读性。

朴实到缺乏玄幻色彩,又很难在大众语境中出圈与更多人产生利益纠葛,这让普通人实在缺乏关注他的理由

“现在的大学生都不值钱,我们邻居他儿子,高中出来就打工,现在都开上小汽车了。”

沿着时间线回溯,人们更青睐的,往往是那些“打破常规”、“打破了常规的理论可能”的神童,甚至愿意青睐到完成共同创作这个神童。就像曾经的“舟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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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当时的视角出发,舟舟身上也有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他是唐氏儿,智能落后、生长发育迟缓,身体控制能力极为有限,显然无法胜任需要对细节有出色把控、正常人也需要长时间学习的交响乐团指挥;他的父亲胡厚培是交响乐团低音琴手,能理解指挥之于乐团的意义,也更能理解模仿、耳濡目染与专业训练之间的天壤之别。

但在舟舟的故事里,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对于那些愿意将舟舟看做神童的人眼里,这些并不重要。

1997年,湖北电视台记录片编导张以庆发现了舟舟,并拍摄了《舟舟的世界》这部纪录片,导演旗帜鲜明地点出了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的主题。从这部纪录片开始,舟舟火遍了全国,被当做“天才指挥家”、“中国雨人”进行包装远传欧美。舟舟的指挥舞台从乐团的大院,变成了世界顶级卡内基音乐厅,再变成了各大媒体的演播厅。

有时候,他会被邀请到点试探的访谈节目里,聊聊对他父亲的感谢,聊聊对他逝去母亲的思念,《世上只有妈妈好》是舟舟的保留节目。

有时候,他会被其他乐团邀请进行合作,演奏《匈牙利五号》、《卡门》等固定曲目,施瓦辛格和他进行过同台义演,因为感动一次性捐款了15万美元。

他的父亲也开始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告诉人们他培养舟舟的“指挥天赋”是因为想到“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面对质疑的时候认为“你可以不爱舟舟,但是你不能歧视舟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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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质疑声音的集中出现,时间已经来到了社交网络时代——电视台、报纸不再垄断发声资源,事物的观察视角开始变得异常丰富——于是人们从过去“在媒体的带领下”去“俯视”舟舟,开始变成作为参与者、围观者去“平视”舟舟,也让整个故事有了“刻奇”色彩:

比如现场观众爆料称,舟舟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虽然赚到了不少眼泪,但舟舟会表现出抗拒情绪,而此时主持人会进行严厉地呵斥。

知乎上也有和舟舟合作演出过的艺术家,直接点出舟舟的专业水平有限、“不被干扰就算好”。并且由于不同乐团的配置不同,缺乏应变能力的舟舟偶尔也会因为“乐队配器不足”等原因发脾气,需要人们哄回来。

以至于你很难判断:人到中年、失去关注这件事对于舟舟来说,到底算不算坏事。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与真正的神童比起来,研究癌症的小学生陈灵石,每43秒就写一首诗的岑怡诺,智力低下却能指挥世界著名乐团的舟舟们不断向外界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你的孩子有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天赋’等待开发”,即使暂时没兑现,也需要预留一个“人不可貌相”的心理空间。

这不叫“不可知论”,这叫希望。

我们需要神童吗?

人们需要神童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越来越复杂。

今年4月,知名足球评论人董路在抖音发布了一个幼童踢足球的视频,他激动地解说着视频里的幼童掌握了几个足球巨星的招牌动作,赞叹孩子强大的模仿能力,并直观地添加上意义很重的语气词: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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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视频很快在抖音、B站、微博上大量传播,人们将这个叫做祖力凯迪的小男孩称为“中国梅西”,认为年仅六岁就有远超同龄人的球感和出色的过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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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俨然是一个典型的神童故事开头,但拥有一个全新的展开方式:人们不再给“神童”留下时间来兑现“神”,而是从“神童”出现在公众语境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两极舆论分化:

一部分人开始劝他的爸爸买买吐送把他送到一线城市的专业俱乐部;更多的网友带着鄙视断言他会因为应付小升初、初升高的各种考试荒废技术,泯然众人。

买买吐送也没有选择将这个故事延续下去。在媒体采访中,他清楚地认识到帮助祖力凯迪兑现天赋,在现有的国内足球环境里可能意味着以全家人的生活作为赌注,也相当于直接规划了凯迪未来的命运。

他也不认同把祖力凯迪美化成“神童”和“小梅西”,觉得“拔得太高”,“太夸张了”,很少在采访中去讲“天赋”、“忽然发现”这些字眼,更多是去谈自己有多累、祖力凯迪有多苦。

于是祖力凯迪版本的神童故事,进入了一个不那么精彩的剧情:

他决定让儿子在十一二岁之前把文化课学好,但每周四次的足球课也雷打不动,他全程陪伴。为此他减少了大量的人情往来,减少自己的购物频率,为儿子购买球衣球鞋等。

他想着,等到祖力凯迪十一二岁时,能入选足球队最好。就算入选不了,至少文化课没扔,上学的同时还有个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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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第一次看到买买吐送的采访,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犬儒”,因为你完全可以一个中年人面对现实生活的妥协,看到了行业环境对于理想的制约,甚至还让我产生了一个极其负面的想法:

与这样一个无法给社会带来示范效应、无法提供可复制模板,甚至凸显放大了弊端的“神童”相比,或许陈灵石、岑怡诺更有正能量?

毕竟从出发点看,前者更像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后者则可以看做是一种无能下的寄托——他们不知道什么对孩子是好的,怎么样去教育孩子,但打心里望子成龙,于是寄托于4天能改变孩子的训练营、30天能提升孩子的量子读书——相比起放任不管成为社会盲流,这种寄托式的干预显得情有可原。

但我也很快发现,当我开始向这个方向开始思考的时候,我已经很少去考虑“神童”本身了,而他们其实才是结果的最终承受者,我们仅仅是在享受过程。

或许买买吐送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从媒体报道中看到,他甚至不希望祖力凯迪被成名所打扰。在某家媒体对祖力凯迪进行拍摄采访时,买买吐送跟祖力凯迪说,这不是来拍你,是拍俱乐部,来咱们家拍完还要去别人家拍。你该踢球还踢球,9月份还得上学,你还得给我好好学习。

这或许才是神童的真正养成方式。

不把神童当一门生意,才有可能培养出真的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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